“七一”策划 | 一份76年前的工作日志

“注意张椿林部、郑建华和邱鸣山部的动向，把握时机，彻底消灭匪患。”

“大水后稻田肥力减弱，急需肥田粉。”

“培养农会积极分子，减租减息。”

1949年9月7日清晨，浙江嘉兴东栅镇。区委书记会议即将召开，30岁的王洪合照例提前到场。他解下驳壳枪靠墙坐下，摸出那支用了多年的自来水笔，翻开笔记本，在空白页上写下这几行字。

墨迹洇开的那一刻，他并不知道，这是他写下的最后一份工作日志。

这个30岁的山东日照青年，是嘉兴王店区第一任区委书记。从5月16日午夜赶到嘉兴算起，他在这片陌生的江南土地上，工作了一百多天。

此前，他穿着解放军军装一路南下。再往前，他在老家参加抗日游击队，1943年入党，打了十几年仗。一纸调令让他加入南下干部队伍，和成千上万的山东同乡一样，他打起背包，告别故土，走向从未涉足过的南方。

抵达王店第二天，他就召集全区乡保长开会，宣布政权接管。但“反共救国军”大队长张椿林的手下随即寻衅滋事，扬言清洗新政府。老百姓眼神躲闪，对南下部队的不信任，对国民党反扑的顾虑，对土匪恶霸的恐惧，层层笼罩着这个刚解放的小镇。

王洪合没有犹豫，整个区政府只有8个人，每人1支长枪、1把短枪、250发子弹、6个手雷。对面的土匪拥有4挺机枪、200多支步枪。力量悬殊，他就用在抗日游击战中积累的经验与土匪周旋：没有固定住处，就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；半夜遭遇突袭，摸黑转移。在群众配合下，区中队几乎没费一枪一弹活捉了16名骚扰百姓的土匪，又摧毁了国民党潜伏的两大特务组织，端掉了张椿林的老窝。

剿匪的同时，征粮也在推进。解放初期物价飞涨，短短10天大米涨价四成，许多村子断了粮。他背粮走村串户，送米上门。那些缸底朝天、连糠都吃不上的人，捧着白花花的大米，热泪纵横。

7月，嘉兴遭遇特大洪涝。他带人从早到晚蹚水进村，挨户查看险情、组织转移。干部们腾出地方，连被铺都让给乡亲。当他把一碗热粥端到一位老太太手中时，老人泣不成声：“国民党年年向老百姓要伕子（方言∶服劳役的人），共产党一来就给老百姓当伕子！”

群众发动起来了，农会成立了，减租减息推开，征粮有序展开。

政策落地生根，但从北方长途跋涉来到南方众多南下干部，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，在抵达南方的前期，大多都患上了疟疾，带病工作。王洪合也不例外，疟疾反复发作，冷时浑身发抖，热时神志模糊。9月初，他尚未痊愈，仍赶到县城开会。9月7日傍晚散会，县委副书记沈如淙劝他：“天快黑了，路上土匪多，住一夜再走吧。”他摆摆手：“回去要马上传达会议精神，明天还有别的任务。”

他与同乡、武装干事李乐楼并肩走出大门，沿铁路线消失在暮色中。

就在9月7日夜，土匪张椿林带人冲进村子。重病中的王洪合和同行的李乐楼，倒在乱枪之下，牺牲在这块奋斗了114天的土地上。

但他写在工作日志上的待办工作，并没有停下。

张椿林、郑建华、邱鸣山，这些盘踞一方的匪首，后来被一一剿灭。洪涝过后的稻田补上了肥田粉，秋粮有了收成。农会积极分子成长为基层政权的骨干，减租减息让无数贫苦农民第一次吃上了饱饭。

王洪合没有做完的事，一批又一批南下干部接着做完了。

1948年底至1949年初，近千名山东干部响应号召，告别沂蒙、胶东、鲁中南的家乡，随军南下。他们语言不通、水土不服、人地两疏，却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镇扎下根来。许多人，只来得及给家人留下一纸便条，再也没有回家。

1950年6月，王洪合牺牲的地方，王店区人和乡，改名为洪合乡。这是嘉兴唯一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乡镇。

如今的洪合镇，是全国知名的羊毛衫之乡。老街烟火寻常，年轻一代未必知道洪合乡名字的来历，也并不知道，七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有一位叫王洪合的山东青年，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
他惦记的剿匪、赈灾、减租减息，他的战友做成了。他笔记本上写下的最后几行字，被更多人一字一句地续写下去。

那是一份共产党员的最后工作日志，也是一代南下干部，留给那片土地的誓言。

策划 | 张丽

文字 | 贾小亿

参考文献|《南下风云》《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日照市历史》第一卷（1921—1949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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