渤海潮评 | 移风易俗 算好乡村幸福的“加减法”

特约评论员 刘鑫钰

在山东梁山，一对新人原定18.8万元的彩礼，最终被岳父象征性地减为200元；在滨州滨城区，曾经动辄数万元的白事流水席，被一碗朴素的大锅菜取代，一场丧事开销直接压缩至千元上下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乡村生活切片，折射出的却是当前中国农村移风易俗的宏大命题。当我们将目光从这些具体的“减负”细节投向广袤的齐鲁大地乃至全国乡村，不难发现，移风易俗不仅是一场社会风气的革新，更是一场关乎乡村发展动能与农民幸福指数的深刻经济账与民生账。

长期以来，陈规陋习如同无形的枷锁，透支着乡村的活力。在许多农村地区，婚丧嫁娶的“面子工程”早已异化为沉重的“人情包袱”。天价彩礼掏空了家庭积蓄，大操大办透支了邻里关系，盲目攀比消耗了生产资本。这种畸形的“面子账”，不仅让农民在人情往来中疲于奔命，更在无形中挤占了家庭用于产业发展、子女教育和改善生活的宝贵资源。移风易俗的首要意义，便在于为乡村“减负”，让农民从虚浮的排场中解脱出来，轻装上阵去经营真实的幸福。

然而，移风易俗绝非简单的“一刀切”或生硬的行政删减，其核心在于做好“加减法”的辩证统一。滨州等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本：在坚决对铺张浪费做“减法”的同时，必须对公共服务与文化供给做“加法”。这不仅是治理手段的优化，更是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。

做减法，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与群众的自治自觉相结合。从滨州博兴县将彩礼标准、宴席规模细化写入村规民约，到滨城区全面推行“丧事一碗汤”模式，再到各地红白理事会的事前报备与全程监督，这些举措将抽象的文明理念转化为可量化、可执行的行为底线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美德信用积分制等正向激励机制，让简办红白事的群众得到实惠，让文明行为有“价”可循，从而激发群众从“要我改”向“我要改”的内生动力。这充分说明，移风易俗不能仅靠外部强制，更需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治理机制，让村民成为文明新风的真正主角。

做加法，则需要用温情的服务填补旧俗退场后的空白，用多元的文化浸润人心。简办不是敷衍，更不是丢掉礼数，而是用更真诚、更体面的方式重塑乡村礼仪。滨州沾化建起免费的文明实践大厅，让村民办婚宴省下三分之一花销；博兴县安柴村的“幸福食堂”不仅提供平价宴席，还成为金婚夫妇送祝福、老人免费就餐的温情空间；无棣县将婚姻登记处搬进古城，用古制婚礼展演引导年轻人感悟重情义、尚简朴的传统内核。当公益礼堂、集体婚礼、非遗小戏等创新载体成为新风尚的“孵化器”，褪去金钱堆砌的旧俗外壳后，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心意反而更加厚重。这恰恰印证了：礼俗的本质从来不是金钱数字的较量，而是亲人间的彼此体谅与邻里间的守望相助。

放眼全省乃至全国，从甘肃宁县用集体升学礼替代铺张宴席，到多地推行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倡导，各地正在探索一条符合本土实际的文明进阶之路。移风易俗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，但其内核始终如一：破除陈规陋习，是为了让乡村回归淳朴本真；倡导文明新风，是为了让农民拥有更多获得感与幸福感。

乡村要振兴，乡风必先行。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放下攀比执念，将节省下来的“面子钱”转化为创业致富的“底子钱”、孝老爱亲的“暖心钱”，乡土烟火里自会长久吹拂清爽文明的时代长风。做好移风易俗这道“加减法”，不仅是在为农民减负，更是在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积蓄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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